创建新的学校，扩大学校的种类的规模，是洋务教育鼎盛的另外一个标志和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世纪年代至年代，洋务派所建的新式学堂达余所。这类学校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兼习西学的外语学堂，主要有刘襄勤于年创办的新疆俄文馆、刘铭传于年创办的台湾西学馆、长顺于年创办的珲春俄文书院以及张之洞于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其二，军械技术学堂。除早期的福建船政学堂之外，主要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及年刘坤一等人创办的广东实学馆（又称西学馆）。其三，专业技术学堂。包括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工种。主要有年丁日昌创办的福州电气学塾（又称电报学堂）、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年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年李鸿章赞助创办的天津医学堂、年津榆铁路公司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年创建的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其四，水师、武备学堂。这属于专门培养军事指挥人材和训练作战技术的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有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年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年曾国荃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又称南京水师学堂）、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张之洞于年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及江南陆师学堂等等。

这类新设的学堂，其办学宗旨及课程内容的设置更加务实：在处理中西学术的关系方面，更加突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而在分设学校的种类方面，则明显地将军事教育及与军事关系密切的专业技术教育，置于重要的位置。譬如：在年代至年代中创办的余所洋务学堂中，军械制造及专业技术学校占了所之多，武备、水师学堂占了所之多，几乎为新建学堂的％。其他与军事关系较远的学科，如：农业、渔业、金融、交通、水利、商业等等。虽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却没有占据丝毫的位置，惟湖北自强学堂一度设置商务斋，但也因其流于空谈而少实际，不及三年便又停办。这说明：洋务教育虽然声势很大，费资亦钜，但过分注重军事方面的单一实用价值，流于片面发展的弊病。洋务教育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在国家屡遭外国军事、外交凌辱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外语、军事技术及军事工业教育，也是必然的选择。但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之后，仍然无视建立全面综合的近代教育体制的必要性，无视普及国民教育的重大意义，对于教育改革的进程也无一个统一整体的全国性规划，这就必然成为一种畸形的教育，不仅后继发展无力，而且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世纪年代以后，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及工矿、铁路、电报、船政企业陆续建成，清廷耗费巨资创建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亟需大批的工业技术人材和能够掌握操作机器生产程序的技术工人，而水师官兵尤其需要进行近代化的海军技术操作、维修及作战知识的训练，大批的军事学校及专业技术学堂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客观需求才陆续建成的。这一点，是导致洋务教育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早在年，洋务派人物沈葆桢在谈到发展船政事业的前景时，就明确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其理由就在于：只有培养出具有西洋制船、驾船、修船知识技能的足够人材，中国的船政事业才能切实起步。年，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请求创办天津电报学堂的奏文中，也首先备述了电报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价值，并称“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倘若中国再不建立自己的电报以通气脉，就必然在今后的战争中失去“兵贵神速”的优势，而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材，则是发展电报事业的前提条件。四年之后，李鸿章在谈到天津水师学堂的创置时，也称北洋筹购铁甲快船，以管驾员弁需材甚亟，并称：“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至年，洋务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之洞，在《增设洋务五学片》的奏文中，谈到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当宜讲求的理由时，也完全是从富国强兵的客观需求出发，称之“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如称：开矿为西洋富国首务，将来中国创兴铁路，用铁益广；轮船日富，用煤益多。当使中国之材足供中国之用，必宜讲矿学。提炼五金。精造军火。制作百货，皆由化学出，故中国宜讲化学。再如：农桑为生民之本业，方今生齿日多，灾殄时有，非讲植物之学则不足以尽地力。如此种种，足以说明：洋务教育作为中国自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盛发达，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日益开放、洋务运动日益深化的一个侧面。

当然，洋务教育的鼎盛还表现在留学教育事业的开展及图书、报刊翻译、出版事业的兴旺，这些都是丰富和深化洋务教育内容的重要途径。

洋务教育的衰落与终结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检验洋务运动及其教育成果的关键性事件，而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则标志着洋务运动及其教育事业的破产。

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无能。但若仅就战争中军事较量而言，这其中的很大的程度上包含着两国教育的较量。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军事装备及数量来看，日本绝无必胜之条件。清朝的北洋水师较日本海军建置早、装备也更精良。当年北洋水师的定远舰、镇远舰出访日本横滨时，日本只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的巡洋舰，自叹：“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并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大多数西方人士也都认为：日清较量，清军获胜的理由更为充足。德国的参谋本部更认定日本绝不可能获胜；当时担任北洋船队顾问的英国人琅威理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甚至断言：“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但事实上，仅从军事装备一点，是不足以推断出战争胜败的结论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逐步建立了一个较完备的近代军事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人材，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基本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在征兵制实施之后，为军队输送了文化素质较高的兵员；特别是在海军，所有的士兵几乎都受过完整的小学乃至中学教育，其接受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技术的能力较强。日本在中小学阶段就普遍进行军事训练。年，平阳学者黄庆澄参观日本锦城学校时，就对那儿“洋枪罗列”的“讲武之区”，留下深刻印象。

晚清的情况正好相反，对日作战的主力是由淮军发展来的，这类似于日本征兵制实施之前的旧式藩属军队。近代化的天津水师学堂，虽在年既已创建，但由于经费短缺、管理不善、贪污腐化及教学周期过长，培养人数过少，再加上大多数营勇抵制和排斥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士官生，绝大多数水兵又都是文盲，根本不能充分有效地运用近代化的军事设备和战术手段进行作战。就此而论，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输在了教育上。对此，康有为在年的《请开学校折》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这种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主要是由洋务派过分热衷于少数专业技术人材的培养而忽视国民义务教育。早在年，像郑观应这样的有识之士，就曾向当局敲过警钟。在《盛世危言》中，他说：“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回之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据日报云：现计其能管驾轮船机器武备各员者，每业约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设西学堂，所育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军有事，人材不足工《考试》）。曾长期担任驻日使节的黄遵宪，在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历史、政治、军事、教育等国情后，著《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备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展小学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的重要意义。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人对黄遵宪说：你的书若早一点儿让大家看到，价值可抵二万万两银子。但在甲午战争前，既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黄氏反而因此被斥为“乱臣贼子”、“罪大不可逭”。年，一位考察过日本教育的中国女士钱单士厘，也曾痛切指出：“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她批评洋务教育“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并提出：“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

总之，洋务教育的破产，虽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其标志，但这种战争上的惨败，也实导源于洋务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点。作为一种全力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教育体制，在甲午战争彻底失败以后，已经失去原有的活力，从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数额高达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也使清政府国库枯竭，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再也无力支撑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务学堂。同时失去了战争活力和财政来源的洋务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后，仍然有一批武备、水师学堂陆续问世，以求重振国力，但无异于回光返照，最终不能挽救满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